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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一、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三、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逐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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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
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除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快速发展。
二、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强德治建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三、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以司法调解为保障的“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
扩展资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且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为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十九大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大数据与风险社会的危机管理创新
大数据与风险社会的危机管理创新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人们普遍认为，它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当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为理解当下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应对公共危机，提供了有益思路。大数据开启了一场新的数据技术革命，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可以重构传统的风险管理体制，再造危机管理流程，变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思维。
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
根据贝克的理解，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科技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进入了一个风险频发的风险社会。虽然风险古已有之，但现代风险具有整体性、不可感知性、不确定性、全球性、自反性等传统风险所不具备的特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使人类进行了一场“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换”。现代科技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量潜在的风险，这种“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是，科技和现代化发展得越快、越成功，风险便越多、越突出。
此外，风险社会的另一个后果，便是社会的“个体化”。人们不再以阶级、家庭等制度性标准作为行动参照，而完全以自身作为决策主体；人们也不再以阶级地位，确定某人的家庭地位、观点、关系、社会、政治与认同。这是社会结构的巨大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个体遭遇风险，可被当成不由个体负责的事件；而在风险社会，则被视为个体的失败案例。这就导致风险在数量上增加，类型上更加复杂化，因为不同的人会遇到性质和形式不同的风险和罪责归因。
与此相关，风险社会的另两个结构性变化，是工作场所的多元化和工作的灵活化。传统单位里终身的全职工作，转变为充满风险的，多样、灵活和分散的就业体系，这带来了普遍的就业不安全感，并对现行的劳动保障体制及法律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给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带来了威胁与挑战。
风险社会与危机管理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危机高发的风险社会阶段。现阶段我国不仅受到环境与资源的巨大制约，而且还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相当长时期内完成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这种快速转型，可能导致社会结构出现断裂，带来频繁的社会危机和剧烈的社会震荡。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出现的“拉美陷阱”，原因正在于此。
一般而言，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三大特征：风险的人化、制度化、普遍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全球风险、社会转型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既存在机遇，也面临风险；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信息与物质的流动，将我国裹入全球风险之中。近年来，源自国内外的一系列公共危机，清晰地表明我国业已步入高风险社会。
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架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危机管理体制，得以初步成形，并在若干重大危机应对中凸显优势。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这种集中资源的“拳头式”危机管理体制，问题和缺陷也日渐显现。例如，这种危机管理体制的理论预设是危机的“非常态”，将危机视为偶然事件，侧重于事后的应急处置，忽视前期预警和全流程监控，致使本可早期预防的危机频繁发生。同时，脱胎于传统官僚体制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立足危机“已然存在”的假设之上，依靠权力分工、责任认定和制度化的应急手段予以消除，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来源不断增多，变异性、扩散性日益增强，仅对危机进行局部改良已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引进新的技术与方法，创新危机管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数据与危机管理创新
大数据技术及管理模式的引入，能有效重塑危机管理体制的理念、机制和流程，提高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促进现有体制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重塑管理理念。风险社会的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普遍性、衍生性和利益关联性。必须突破现有理念中“重应对、轻管理”的误区和“重权力、轻技术”的倾向，主动运用大数据的挖掘、分析、预测和流程整合能力，对危机生命周期的全程进行流程管理，实现从单一的事件应对向全流程管理的理念转变。避免聚焦于应对环节，忽视监测预防、缓解、评价、学习、反思等重要步骤。避免一次次成功的事件应对过后，处置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毫无长进，一事过后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大数据最大的价值在于预测，它能实现有预见性的管理。
变革管理体制。现代危机具有很强的跨领域性、衍生性、危害的全社会性，在此背景下，现行体制纵向分工的惯性与现代危机管理横向整合要求之间存在严重的功能性冲突和结构性矛盾，一个部门负责一种危机的模式也已无法适应当代危机管理的需要。而大数据技术及相关管理模式，能为现有体制及专业分工所致的信息壁垒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法，原因在于管理流程中产生的数据流，只遵循数据本身的性质和管理的要求，而不考虑专业分工区隔。
再造管理流程。即依据危机管理数据流的传播方向而非专业分工来构建和再造管理流程，使危机管理体制围绕数据流形成相应的机构、团队和人员，有效提高管理流程整体的运行效能。
构建数据分享系统。大数据技术获取的全样本数据，是现代危机管理的基础。在创新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国家层面打破部门垄断和专业区隔，构建政府内部无缝衔接的大数据危机管理系统，为联合开展危机管理提供共享的管理数据网络，实现以大数据分析决策为核心的整合式危机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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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应对的四个策略
1、规避风险。通过避免受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影响而消除风险。规避风险的办法有：
通过公司政策、限制性制度和标准，阻止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交易行为、财务损失和资产风险的发生。
通过重新定义目标，调整战略及政策，或重新分配资源，停止某些特殊的经营活动。
在确定业务发展和市场扩张目标时，避免追逐“偏离战略”的机会。
审查投资方案，避免采取导致低回报、偏离战略，以及承担不可接受的高风险的行动。
通过撤出现有市场或区域，或者通过出售、清算、剥离某个产品组合或业务，规避风险。
2、接受风险。维持现有的风险水平。做法是：
不采取任何行动，将风险保持在现有水平。
根据市场情况许可等因素，对产品和服务进行重新定价，从而补偿风险成本。
通过合理设计的组合工具，抵消风险。
3、降低风险。利用政策或措施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方法有：
将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或信息资产分散放置在不同地方，以降低遭受灾难性损失的风险。
借助内部流程或行动，将不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以控制风险。
通过给计划提供支持性的证明文件并授权合适的人做决策，应对偶发事件。必要时，可定期对计划进行检查，边检查边执行。
4、分担风险。将风险转移给资金雄厚的独立机构。例如：
保险。在明确的风险战略的指导下，与资金雄厚的独立机构签订保险合同。
再保险。如有必要，可与其他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以减少投资风险。
转移风险。通过结盟或合资，投资于新市场或新产品，获取回报。
低、中、高风险地区的应对措施有何不同？
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的策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消道路通行限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工、原材料、资金设备等方面的困扰和问题，不得对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不得以审批、备案等形式为借口，拖延企业复工复产的时间。
中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组织人员有序返岗，指导用工企业严格执行消毒、通风、测温等要求，降低人员密度、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人员防护、消除风险隐患，做到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复产同步推进。
高风险地区：实行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要继续集中精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有序扩大复工复产的范围。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高风险地区也要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企业的正常运转。
扩展资料：
查询风险地区的方法
1、手机打开百度APP。
2、打开百度APP后，进行搜索“疫情风险等级查询”。
3、查询“疫情风险等级查询”后，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点击进入。
4、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
5、获取地理位置之后，就可以查看所在地区为什么风险地区了。
参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出大招对冲疫情影响：中小微
风险社会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但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是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塑造出现代风险的基本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二者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产生全球性威胁；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核泄漏。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
现实主义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以劳(Lau) 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风险社会
文化意义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灾难悖论”理论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灾难有了新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景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突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仍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位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个确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的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他们是不太关心自身的实际利益的，他们只是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义
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尽管依然带有拉什所批评的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风险的缺陷。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而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对他来说，责任包含在简单现代性的“保险原则” 中。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够成立。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涵盖丰富、内容全面的著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而吉登斯的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他们虽然都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结构和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二分法”上，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早期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激进的现代性等)的特征。由于风险是―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发布于 2022-07-03 23:26:26 回复